参考消息网1月1日报道 日本电视台网站2025年12月30日刊登题为《为何不顾党内反对坚持发表“战后80周年感想”》的文章天平配资，作者是伊佐治健。文章编译如下：
图为日本前首相石破茂
2025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前首相石破茂发表了他的“战后80周年感想”。日本电视台就此对他进行了采访。
日本电视台问：为何要在自民党内部存在各种反对意见的背景下坚持发表这一感想？
石破茂答：我的政治导师田中角荣说过：“只要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仍然处在这个国家的核心位置，日本就会安然无恙。我害怕的是有一天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即便是1945年15岁应征入伍的人如今都已95岁高龄。我相信他们中许多人仍然硬朗，但再过十年，可能就真的没有战争亲历者了。身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战后80年说出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战后50年的村山谈话、60年的小泉谈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围绕向亚洲国家道歉展开。
我们为什么要卷入那场战争？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中，对战前政治体制为什么没能阻止战争发生一笔带过。但是到底为什么没能阻止？我们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吗？正是这些想法促使我无论如何都要把想法说出来。
问：明知战争困难重重，日本却依然一意孤行。曾有无数次机会阻止战争，但我们还是发动了战争。
答：根据当时的宪法，天皇是最高统治者。然而，天皇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日本在责任归属不明的情况下执意推进战争。一直以来都是那几位元老级政治家填补了日本国家体制和宪法中的模糊之处。当他们去世后，没人知道谁来负责，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运作的。
于是，谁的声量高谁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总力战研究所曾指出，“与经济规模十倍于我们的美国开战根本不可能取胜”，即便如此，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地向前推？
国会又做了什么？战争期间，预算由特别账户管理，因此几乎没有预算审议。媒体也一样，报纸和广播都在大肆煽动战争。
政府、国会和媒体都没能阻止战争。那么，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政府呢？国会呢？媒体呢？我们能肯定地说一切都“绝对没问题”吗？(我在战后80周年感想中)就是想问出这个问题。
问：高市首相提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强调“将继续保持财政纪律”。您对当前的财政结构有何担忧吗？
答：我认为健全的财政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国家安全建设应始终以应对各种“万一”情况为出发点，这才是其本质。即使概率很低，但一旦发生，便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我们必须制定政策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我不禁觉得，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以及像现代货币理论所声称的“只要我们发行自己的货币，就没问题”“我们在海外拥有大量资产”等等，都是对风险的低估。
国会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审议预算。虽然大家都说防卫费很高，但社会保障支出才是占大头的部分。然而，即使是社会保障支出，其资金来源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国会应阻止政府制定损害国家财政的预算。尽管高市谈到负责任且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负责任”到底指的是什么？这很可能成为未来讨论的焦点。
问：如何同邻国维系信任关系？
答：23年前我初任防卫厅长官之时，应邀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会议。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邀请我与他进行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他问我：“石破茂先生，您知道日本在上次战争期间对新加坡做了什么吗？”
我照着教科书上的说法作答：日本将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将其定位为亚洲军管统治的中心，修建了昭南神社，并大力推广神道教。
他回应道：“如果您只知道这些天平配资，那么未来我们两国很难再维持信任关系。”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战争责任)道歉还是不道歉，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关，也与(当政者的)个人想法有关。日本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到底实施了怎样的军事管制？日本在占领台湾之时又是如何统治的？人们对这段历史了解多少？我认为，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就无法与对方维持长久的信任关系。（编译/刘林）
延伸阅读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会在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因为高市早苗过往在担任内阁大臣期间，几乎从未缺席过靖国神社的所谓“春秋大祭”以及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参拜。
“作为一名日本人，无论我担任什么职务，都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2021年，首次参选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高市早苗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叫嚣道。
此前外界预测高市早苗会在2025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资料图）
然而在四年后，如愿成为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并没有像外界预测的那样，仿照其导师安倍晋三，在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
对此，观察者网连线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笪志刚，分析高市早苗此次选择背后的政治考量。
观察者网：此前据日媒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在12月26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市早苗没有选择在12月26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笪志刚：的确，外界普遍的看法认为，从高市过去担任议员及大臣时的参拜表现来看，她经常在8月15日前后，或于春祭、秋祭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因此，包括日媒在内，很多分析预测高市早苗很有可能仿效其政治导师安倍晋三在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高市尚未参拜。
事实上，高市早苗在竞选期间，对于原先曾明确表示“即使成为首相也要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态度已趋于模糊。10月21日当选首相后，面对本可依秋祭惯例前往参拜的情况，她似乎出于对外交关系，尤其是中日、日韩关系的考虑，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从这一角度来看，日媒所释放的“高市可能参拜”的消息，不排除是保守势力、包括党内如旧安倍派等较强硬阵营有意放出的信号。这种信号一方面可能是向高市施压，要求其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抛出一个风向标进行试探，观察日本社会、党内、选民以及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的反应。
此次一些保守日媒虽长时间鼓动，但最终高市并未参拜，这说明她可能考虑到了一定的内外压力，或是顾及日本外交平衡，担心与中韩等国关系过度紧张，不仅影响经济界利益，也不利于日本在东亚乃至印太地区进一步拓展外交空间。
此外，1月23日通常国会即将召开，若因参拜引发日本社会、在野党左派和中道力量以及党内制衡势力的抵制，也可能影响包括与维新会达成的关于削减众议院席位等两党协议中的必须落实事项，其他需要与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协调的审议事项，尤其是众议院预算案这样的重大议程。
从压力角度，我认为首先可能来自高市自身。尽管她带有极端保守抑或右翼代表的标签，但在权力面前，相比于对选民的承诺，对首相职位的执着可能更为强烈——换言之，她首先需要保住首相之位，避免因参拜节外生枝。
其次，来自自民党内部的压力同样显著。尽管目前旧安倍派、麻生派、旧茂木派及旧小林派等保守抑或偏右的现存或已解散派系已成为党内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制衡因素消失。尤其是前首相石破茂，他持续借助媒体批评高市的各项政策，包括近期因高市涉台挑衅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等问题，其批评立场一贯明确。在参拜靖国神社这类兼具内政与外交敏感性的议题上，自民党内的温和派、非主流派仍具有一定发声渠道。
日本社会中也存在与自民党内中道或自由派立场相近的民间团体、行业组织和新旧媒体，例如工会组织支持立宪民主党，《朝日新闻》等偏左媒体历来对安倍晋三的政治路线持批评态度，这同样对高市构成一种舆论制约。
图为高市早苗与石破茂（资料图）
除了党内或明或暗的压力，高市还需顾及在野党的立场。立宪民主党、社民党、日本共产党等主要在野党，虽部分党派内部偶有保守议员，但整体上对高市参拜靖国神社可能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持反对态度，对其涉台挑衅言行也多持批评立场。部分前政要、在野党党首甚至要求高市辞职，质疑其不具备担任首相的资格。
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的民意虽显示高市支持率较高，总体看维持在60%~70%左右——然而，若因参拜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日韩关系再出现改善过程中的变数，波及日本经济界，则可能引发民意走低。若中国因高市参拜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影响可能不仅限于稀土领域，包括冻结日本人来华免签等也有可能。事实上12月的日本旅游业已现波动，尽管一些日媒嘴硬，但中国游客减少的冲击已经显现。日本社会存在多元声音、多元制衡，既有左中右的政治立场分歧，也有经济界求稳的务实心态，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高市的最终决策。
此外，来自美国的压力亦不容忽视。在高市发表涉台挑衅言论后，美国虽未直接点名批评，但其在中日之间采取相对谨慎、避免直接选边站的姿态，已反映出特朗普在明年四月预定访华之际对虽为盟友的高市这种冒险且咄咄逼人的态势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失衡、增加美国外交成本并迫使其更深介入的担忧。
对美国而言，在新出炉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刚刚做出全球军事格局调整，推进亚太战略的关键期，不希望日本一再制造“麻烦”，干扰美日同盟一体化协同，间接施压高市避免激进动作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尤其在当前阶段，倒逼美国承担恶化对华关系这样的风险并不符合其战术要求和战略利益。
历史上，美国历任总统虽未直接批评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但自奥巴马时期起，美方对此表示担忧的声音始终存在。这种潜在的关切乃至暗示，无疑也是高市需要权衡的外部因素之一。
在周边关系层面，除了中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高市应能预见当前中日关系已降至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低位，仅次于2012年野田佳彦将“钓鱼岛国有化”风波后的紧张状态。
日韩关系同样面临变数。日韩近期通过APEC等多边场合努力改善的双边关系，可能因高市参拜行为再次受挫。若同时恶化与中、韩两国的关系，日本在东北亚将陷入外交孤立：日俄关系已因日本在俄乌冲突中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而严重恶化，连签署和平条约的基础都已动摇；日朝之间则尚未建交。一旦与中国、韩国关系同时趋紧，日本在区域内的外交处境将更为艰难。
综上所述，高市最终未参拜靖国神社，是基于多方面权衡的结果：既有国内政治派系平衡、在野党压力及经济界稳定诉求的考虑，也涉及对美国态度的顾忌，更关乎日本在东北亚的整体外交布局、经济合作与区域战略稳定。这并非意味着她的右翼保守立场或右倾主义的历史观发生转变，而更多是形式、策略与时机的选择。其决策中实则掺杂了更浓厚的外交算计、实用主义考量以及对华长期战略博弈和利益格局的权衡。
观察者网：您认为高市早苗会在任期内彻底回避参拜靖国神社，还是仍然将其作为一个选项？在什么情况下，会促使高市早苗选择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笪志刚：我认为高市早苗无论是短命内阁，还是较为长期政权，其任内不会完全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这一选项，她必定会将其保留。正如我之前强调的，就任首相以来迄今没有参拜，并非其右翼立场或保守理念的转变，而是时机与方式是否成熟的选择而已。换言之，当民意条件合适，政治对弈需要时，她依然会选择参拜。现在的结果与其说是旨在回避参拜靖国神社，不如说是一种阶段性的谋划，周期性克制而已。
那么，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才能更符合高市内阁整体内政外交的需求呢？
我认为存在几种可能：例如，若在其任期内举行大选并取得极高支持率，使自民党能单独占据国会半数以上席位，在这种情况下，高市参拜的可能性将陡然增大。
反之，若未找到合适的时机或节点，她可能会通过其他间接方式来实现对保守选民的支持。
例如，以首相个人名义自费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或通过言论向选民表明，未来将根据外交需要做出“务实”考量；又或采取“代理人”方式——本人不直接前往，但默许或安排党内重要人物（如干事长代理、选举对策委员长或重量级内阁成员）等组合进行参拜。通过这些替代途径，她可以向国内保守势力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其支持参拜的决心与理念并未改变，当前暂缓仅是出于对国家整体外交利益、中长期战略筹码以及内政外交稳定性的权衡。
图为靖国神社（资料图）
此外，她极有可能借助首相官邸释放信号、在特定场合演讲、访问地“慰灵”为由进行话术包装，或于即将召开的通常国会答辩中，以隐含或间接的言辞肯定参拜行为或暗示参拜时间。同时，也不排除将未参拜的原因部分归咎于“外部威胁”，从而为其内阁推动突破宪法第九条，持续增加军费、修改“无核三原则”及“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政策营造更充分的理由。
总而言之，无论是对保守阶层进行安抚、作出新的承诺，抑或未来某日亲自参拜，高市的行动都将基于对自身最有利的时间节点与方式的选择。若亲自参拜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持续拉升支持率，她便会前往；若认为此举带来的负面外交影响大于正面收益，则会转而寻求替代方案。其决策终将遵循一套随环境而变，综合考虑内阁利益、国家中长期战略、外交、地缘及经济需求的多元化权衡逻辑。
实际上，参拜靖国神社与否确实是检验高市内阁是否坚持历史修正主义、是否在国际博弈中扭曲历史认知的关键“风向标”。同时，它也是衡量中日乃至日韩关系未来走向、影响中日韩合作重启的重要“晴雨表”。
某种程度上，高市是否参拜将成为左右未来中日关系能否择机改善的“稳压阀”——我们常说中日经济合作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高市任内参拜靖国神社这一问题堪称“分水岭”，足以将经济与民间交流的成果瞬间打回原形。因为高市的暂时不参拜并非友好善意，不过是一种战术性的缓和信号。从这一点来说，对高市未来真要参拜难以姑息，也无法坐视不管，继续保持对其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警惕将是长期需要。
因此，我们也必须从外交斗争、民间舆论、国际揭露、多维反制等多维度审视这一关乎二战后国际秩序、受害国民众感情记忆的大是大非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既是历史的镜像，也是现实的延伸。我们的反制必须周密而精准，既要坚决有效，应建立“参拜与反制”的清晰联动机制，拉高其参拜的政治与经济成本，使其在国政选举时面临“参拜等于丢票、参拜等于丢经济”的现实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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